我叫张煐，后来改名叫张爱玲。1920年9月30日，我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一幢没落的贵族府邸里。我的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，祖母李菊藕是李鸿章的女儿。但到我父母这一代，家道已然完全败落了。 我父亲张志沂是个遗少型的少爷，沾了一身旧时代的坏习气；母亲黄逸梵是个新式女性，一心追求自由。……。在世慧屋阅读《临水照花人自述 —...
一
我叫张煐，后来改名叫张爱玲。1920年9月30日，我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一幢没落的贵族府邸里。我的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，祖母李菊藕是李鸿章的女儿。但到我父母这一代，家道已然完全败落了。
我父亲张志沂是个遗少型的少爷，沾了一身旧时代的坏习气；母亲黄逸梵是个新式女性，一心追求自由。我三岁的时候，我们一家搬到天津。天津的那个家，有父亲，有母亲，有弟弟，还有一群佣人，那是我童年里最完整的一段日子。可好景不长，母亲和姑姑一起出洋留学去了，留下我和弟弟由姨奶奶看管。
我四岁开始接受私塾教育。在那个昏暗的宅子里，我跟着老先生念“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”，念着念着，眼泪就下来了。我七岁的时候写了第一部小说，一个家庭悲剧。遇到笔画复杂的字，我就跑去问厨子怎样写。八岁那年，我尝试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，题名《快乐村》。那时候我什么都不懂，只是觉得，写东西这件事让我快乐。
二
1928年，我们一家从天津搬回了上海。但家已经不像家了。我父母长期不和，终于离了婚。后来父亲又娶了继母孙用蕃，家里的气氛更压抑了。我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。
1938年，我和继母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。父亲将我毒打了一顿，关在自家后院几个月，差点病死在里边。我躺在那间空屋子里，听见外面的一切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我要离开。那年冬天，我终于逃了出去，逃到了母亲那里。后来我把这段经历写进了小说《半生缘》里。
1939年，我以远东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英国伦敦大学，但因为战事未能成行，转到了香港大学读书。那年夏天，我乘船从上海到了香港，8月29日正式注册，成为香港大学文学院的学生。主修英文和历史，辅修中文。在港大，我是个不缺课的学生，考勤几乎完美。
港大的两年半，是我一生里最安静、最纯粹的日子。我读了很多书，我想，如果没有战争，我大概会一直在那里读下去，做一个安静的学者。但1941年12月，太平洋战争爆发，日军占领了香港。香港记忆对我有着“切身的、剧烈的影响”。1942年，我不得不中断学业，回到上海。
三
回到上海后，我开始了写作。1943年，我发表了《沉香屑·第一炉香》，接着是《第二炉香》《茉莉香片》《心经》《封锁》《倾城之恋》《金锁记》……一篇接一篇。上海文坛震动了一下，人们开始问：张爱玲是谁？
1944年，我出版了小说集《传奇》和散文集《流言》。那一年我二十四岁，觉得自己仿佛站在了整个时代的中心。可也是在那一年，胡兰成来了。
他看了我的小说，千方百计地找到了我。那时他赋闲在家，年届三十八岁，有妻有室。我们交往了几个月，他离了婚，我们签了婚书。上面写着：“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，结为夫妇，愿使岁月静好，现世安稳。”我那时以为，这就是我一生一世的人了。在他面前，我变得很低很低，低到尘埃里去，但我心里是欢喜的，从尘埃里开出花来。
四
但乱世里的安稳终究只是幻梦。1945年，日本投降，胡兰成逃亡了。他在逃亡途中，先后和一个护士、一个寡妇发生了感情。我辗转跑到温州去看他，发现他身边已经有了范秀美。他竟让我给范秀美画像。我画着画着，画不下去了。那幅画终于没有完成。
1947年，我给他寄去了分手信，随信附上了三十万元稿费，算是我做妻子的最后一点情分。从那以后，我再未对人提起过他。在我的文字里，找不出一星半点关于他的痕迹。我是决意要把这段短暂的婚姻彻底埋葬于过去。
五
1950年，我离开大陆，迁居香港。1952年，我去了香港大学继续学业，但因经济原因未能毕业。在香港期间，我写了《秧歌》和《赤地之恋》。1955年，我赴美国定居。在陌生的环境里，一个女人渴望着被爱。
1956年，我在美国的一个文艺营里，认识了美国作家赖雅。他当时六十五岁，比我年长三十岁，已经是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了。他坚持让我在婚前堕胎。我们结了婚。他身体不好，我每天没日没夜地工作，照顾他，也照顾我们那个摇摇欲坠的生活。
赖雅那时已经过气了，经济状况并不宽裕。我靠写作为生，但英文写作在美国并不顺利。我的作品翻译成英文出版后，反响平平。可我没有别的办法。我拼命地写，拼命地译，拼命地维持着这个家。1967年，赖雅病逝。我的第二段也是最后一段姻缘就此画上了凄凉的句号。
六
赖雅走后，我就一个人了。1972年，我从纽约搬到洛杉矶，那时我五十三岁。我离群索居，不喜见人，电话响了也不接，除非是预先写信约好的来电。我把家具、衣物随买随扔，随身只带几个塑料袋。我搬了很多次家，为了躲避一种让我触之丧胆的小东西——虱子。我写了一辈子“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，爬满了虱子”，到头来，那些虱子竟在现实的公寓里追着我不放。
在洛杉矶的最后二十三年里，我身体一年一年转坏。不说上班工作，能对付日常生活——买菜、付账、看医生、打电话——就把我累坏了。感冒照旧，牙齿也永远看不好。有一段时间，邻居说她半夜听见我大喊大叫。
可我还在写。我花了十年时间研究《红楼梦》，写了《红楼梦魇》。我把《海上花列传》译成英文，译稿后来不知所终。我写了一本又一本，写《小团圆》，写《对照记》。一九九四年，我获得了《中国时报》的终身成就奖。那是我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的视线里。
七
1995年9月8日，适逢中秋节，我在洛杉矶西木区罗彻斯特大道的公寓里去世了。房东发现的时候，我已经过世一个星期了。
我写过很多爱情，可我自己的爱情，始终没有等来那个“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”。我写过很多家庭，可我自己的童年，始终是那件爬满了虱子的华美的袍。我写过很多苍凉的故事，可苍凉的不是故事——苍凉的是人生本身。
我常说“因为爱过，所以慈悲；因为懂得，所以宽容”。我懂得的，是我自己这一生。我宽容的，也是我自己这一生。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，我穿了一辈子，也曾用力地抖落过袍上的虱子。到头来，袍还在，虱子也还在。可袍还是美的。
那个三岁就能背诵唐诗的女孩，七岁就写了第一部小说的女孩，二十四岁震动上海滩的年轻作家，三十六岁在异国他乡结婚的女人，七十四岁在洛杉矶公寓里孤独离世的老人——都是我。我是张爱玲。我活过，爱过，写过。别的，都不重要了。